編輯含量可以說是編輯為圖書出版所做的全部工作的總和，它決定著圖書內在質量的最后成型。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書記王濤指出：“要做好出版業供給側改革這篇文章，關鍵是要提高出版物的編輯含量。”“提高編輯含量是出版企業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不二法門。”[1]而如何提高出版物的編輯含量，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本文將以筆者編校《荊楚文庫》“荊楚方志編”圖書的經驗為例，說明圖書編輯如何在工作中發揮作用，提升古籍整理類圖書的編輯含量。

《荊楚文庫》是為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歷代文獻，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資料系統發起的一個重大項目，分“荊楚文獻編”“荊楚方志編”“荊楚研究編”三部分。其中前兩個部分是對古籍文獻進行點校整理，采用繁體橫排形式出版。筆者擔任了《荊楚文庫》“荊楚方志編”中《黃鵠山志》和《洪山寶通寺志·長春觀志》幾部地方小志的責任編輯。

《黃鵠山志》是清代胡鳳丹在綜理湖北書局時所纂輯的小志，胡鳳丹任職楚地之時，既醉心于黃鵠山之壯美，又慨嘆與黃鵠山相關的名區勝跡的留遺和遷客騷人的題詠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湮滅不傳，故而廣搜博采，對涉及黃鵠山及隸屬于黃鵠山的相關古跡的文獻資料進行了匯編整理，并請專業人士繪圖卷端，成書十二卷，包括名勝、流寓、仙釋、祥異、金石、藝文等方面的內容，以使后人通過此書能夠知曉世代沿革、山川厄塞、人物雅俗、風會盛衰。

《洪山寶通寺志》最早由天正和尚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編輯而成，分為三卷，卷上主要有歷代護法、歷代主持記，卷中收錄歷代碑記，卷下除藝文外，另有寺產部分。至光緒年間寺僧松泉增補若干條，主要記雍正朝之后，同治光緒年間事。光緒時達澄方丈主修，又增輯一卷。《洪山寶通寺志》詳細記載唐宋以來有關寶通寺的人物和事跡等資料，且迄今僅此一部尚存，故而該志在武漢佛教史上地位突出，是武漢唯一的一部傳世寺志，也是武漢彌足珍貴的古代文獻和屈指可數的專業方志。

《長春觀志》是千山道人李理安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編纂而成。李理安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長春觀，見觀內志譜闕修多年，遂借都講觀內之機，搜集天下名山圖說、舊聞，并將關于長春觀之事，一一抄錄珍藏，最終分門別類，舉例發凡，付梓成書，即此《長春觀志》。除卷首的表、序及凡例外，《長春觀志》共分四卷，前兩卷主要是與長春觀有關的資料和人物傳記，后兩卷基本上是一些文獻的匯編，作為志書，稍嫌蕪雜，然而卻也體現了一定的豐富性。

由于篇幅原因，《洪山寶通寺志》與《長春觀志》合并成一冊出版。

一、以底本為基礎，充分尊重底本。

《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2]古籍整理的目的不是創作，而是保存人類文化遺產，臆改甚至妄改古書，會損毀古書原貌，都是不可取的做法。整理古籍態度必須慎重，編校古籍整理類圖書同樣如此。因此，在編校過程中，必須以底本為基礎，充分尊重底本。

筆者所編校的《黃鵠山志》底本為清同治十三年（1874）退補齋刻本，《洪山寶通寺志》底本為清光緒八年（1882）刻本，《長春觀志》底本為民國二十五年（1936）刊印本。在編校過程中，筆者將校樣與底本逐字對照，對簡體轉繁體中出現的錯誤及原排版中出現的脫文、衍文、訛文、倒文等逐一進行了訂正。在用字上也基本遵從底本。

二、科學利用校勘方法，合理修改書稿。

陳垣先生1937年出版的《元典章校補釋例》（1959年重印時改名為《校勘學釋例》）根據前人經驗和自己校勘《元典章》的心得，提出了“校法四例”，即將校勘的方法概括為四種——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對此，黃永年評價說：“已被公認為校勘的正規方法。其體系之完整不僅非前此種種校勘論著之所能及，即今后的校勘工作者也很難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并另起爐灶。”[3]

筆者所編校的《黃鵠山志》和《洪山寶通寺志·長春觀志》均屬地方珍稀小志，版本比較單一，故本文主要從“校法四例”的后三種方法進行舉例說明。

（一）充分運用本校法。

本校法是將同一種書的上下文或者不同部分相校，或將正文與注文相校，從而找出不同，正其謬誤。

在將同一種書的上下文相校時，筆者發現，在《洪山寶通寺志》卷之上“住持”目下有“元統二年興工，……至元元年，工竣。金華黃公從事，撰文，碑立彌陀殿前”句，卷之中的《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文末標有“金華黃溍晉卿撰文”，可見此文即金華黃公所撰碑文，但文中又說“始作于元統二年某月，訖功于至正某年之某月”句，兩者相較，開工時間為元統二年無誤，但工期截止時間有“至元”與“至正”兩種說法。點校者或未發現，或已經發現而沒有做出處理。經查，元統二年為1334年，至元元年為1264年，至正元年為1341年，當然應以“至正”為是，筆者為此增加校勘性注釋進行說明。

在將同一種書的不同部分相校時，筆者重點核查了原書目錄與正文的對應關系，由此發現了許多不同之處。例如，在《黃鵠山志》一書中，第一，目錄與正文多處數量不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是卷一“名勝”部分的引文數量和“藝文”部分某一作者的作品數量等，目錄所標與正文多處存在不一致現象。如卷一目錄中標示黃鵠磯的相關引文有八則，而正文實際只有七則；又如卷八目錄中標示夏言描寫黃鶴樓的詩有一首，而正文中實際有兩首。第二，目錄與正文順序不一致。其中尤其是“藝文”部分目錄與正文中作者排列順序不一致處較多。第三，正文存在失序現象。底本目錄中將同一名勝的同一主題的引文、同一作者有關同一名勝的作品等歸并一處，清晰了然，而目錄中歸并一處的內容在正文中則常有分散情況，造成正文的失序。又如，與正文相校后發現，《洪山寶通寺志總目》卷中部分缺“洪山寺記”及“為申嚴條約以肅清規而杜覬覦事碑”二條。再如，《長春觀志》卷四所錄《李衛公望江南》有目錄及正文，但正文與目錄數量有不對應之處。針對以上情形，責編在逐一對照檢查的基礎上進行了梳理，并逐條給出校勘性注釋進行說明，以使讀者明確目錄與正文的對應關系。

（二）合理運用他校法。

他校法就是借助本書以外的各種文獻典籍來校本書，這種校勘方法可以解決對校和本校所不能證明的疑誤。

筆者在編校相關圖書時，對底本原文及點校者注釋中的可疑之處，積極查找相關文獻進行校勘。如《長春觀志》卷一所收《三洞璇華序》底本標明作者為錢大昕，且文末注明該文選入《四六法海》，經查，《欽定四庫全書》本及養正堂本《四六法海》均未見此文，而《石笥山房集》（咸豐二年刻本）中收錄此文，但作者標為“山陰胡天游”。筆者對此增加注釋加以說明，并將兩個文本進行對照，有不同之處以注釋形式進行說明。

（三）正確利用理校法。

理校法是根據事理、文理進行校勘的方法，也即一般所說的“無本可據，依理而校”。這種校勘方法需要校勘者依靠邏輯推理進行判斷，對基本功要求比較高，且要始終秉持嚴謹的態度，否則就容易出錯。正如陳垣所說：“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4]

理校法對校勘者的要求高，但不代表要因此而心生畏懼不敢決斷。如《黃鵠山志》中有“授三等待衛官”句，“待衛官”之說明顯與常識不符，而“侍衛官”指以侍從、護衛長官為專職的武裝官員，根據事理，判斷此處“待”應作“侍”，應屬形近致誤。又如《長春觀志》卷一有小標題“張靜定律師傅”“沈靜圓宗師合傅”，此兩項內容在《譜系》章節中，且上下文皆為人物小傳，依據文理，可知“傅”應作“傳”，亦屬形近致誤（“傅”與“傳”的繁體“傳”形近）。筆者在編校時對此作出了理性判斷，并以校勘性注釋形式說明。

三、根據語感及語言文字學基本功，訂正標點。

古典文獻的底本往往沒有標點，而古籍整理類圖書為適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慣，需要施加標點。筆者在編校圖書過程中，也發現了整理者在句讀方面的一些錯誤。

如《黃鵠山志·序》中有一句話整理者斷句如下：

數千百年，名區勝跡，所留遺遷客騷人，所題詠未可湮滅不傳也。

如此斷句，句意不通，讀者不知所云。根據上下文及句義，筆者訂正如下：

數千百年，名區勝跡所留遺，遷客騷人所題詠，未可湮滅不傳也。

又如，《洪山寶通寺志·重修大洪山萬壽寺碑記》中有幾句話整理者斷句如下：

飛棟流丹，水月澄空。龍聽法，香楹絢彩，曇花繞殿；鳥聞鐘，慈燈夜朗。色色銀城，玄鑰晨開；登登蓮座，陋彼松林。蘭若永稱梵剎，蜂臺高題蕭宇。鞏茲國祚，皇圖徹悟……

如此標點是錯誤的。之所以錯，就在于不符合古漢語的語法規則，沒有發現上述句子的句式特點，沒能正確找出對偶的句子。筆者訂正如下：

飛棟流丹，水月澄空龍聽法；香楹絢彩，曇花繞殿鳥聞鐘。慈燈夜朗，色色銀城；玄鑰晨開，登登蓮座。陋彼松林，蘭若永稱梵剎；蜂臺高題，蕭宇鞏茲國祚。皇圖徹悟……

四、根據相關規定，統一體例。

《荊楚文庫》是一套叢書，對體例有明確要求。基于此，筆者參照《荊楚文庫》編輯部制定的《〈荊楚文庫〉古籍點校條例》《〈荊楚文庫?文獻編古籍整理類〉內文版式規范》及《〈荊楚文庫〉編輯出版管理規定（暫行）》等文件對書稿體例進行了檢查和統一，所做工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刪除一般性注釋。根據《荊楚文庫》編輯部的“簡注”原則，將整理者所增加的一般性注釋刪除，只保留部分校勘性注釋。

其次，新編目錄。因底本目錄與正文在數量、內容、次序方面存在較多不一致，又不同古籍文獻的目錄編制方式大都不同，且古籍目錄常有總目和分卷目錄之分，不僅內容都比較簡略，與正文對應關系不明晰，而且分卷目錄又散見于各卷卷首，既不符合現代出版規范，又無法適應今人的閱讀習慣，也無法發揮目錄的檢索作用，故《荊楚文庫》編輯部要求文獻整理類圖書一律在保留底本目錄的基礎上按照現代圖書要求新編目錄。此項工作最后由責編所完成。筆者在編校過程中根據現代出版規范，忠實于正文，新編了詳細目錄，置于前言之后、底本內容之前。

最后，統一版式。此項工作主要以《<荊楚文庫?文獻編古籍整理類>內文版式規范》為基礎。

編輯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再加工和再創造。正如王濤所說：“對內容資源注入更多的編輯含量，是多出好書的必要條件。”[5]在出版古籍整理類圖書時，尤其要重視案頭功夫，提高圖書的編輯含量，才能使圖書真正經得起時間和市場的檢驗。

【參考文獻】

1.王濤.出版業供給側改革關鍵在提高編輯含量[J].光明日報，2016（006）.

2.[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4：1721.

3.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64.

4.陳垣.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垣卷·校勘學釋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23.

5.金平.編輯的工匠精神與出版物的編輯含量[J].編輯之友，2018（10）：074-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