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楊守敬一生潛心金石、與地之學，成就斐然，又性嗜藏書，精于版本目錄。楊守敬學問博洽，治學范圍廣泛，任舉一端都不足以涵蓋其對學術之貢獻。作為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楊守敬一生致力于訪書、藏書、刻書，同時又在版本、校勘、目錄學等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為中國傳統文獻的保護和傳承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一、藏書訪書，善加保存

楊守敬一生嗜好藏書，這一點能得到時人的證明。其弟子熊會貞說他“嗜古成癖，書籍、碑版、錢印、磚瓦之屬，莫不多方搜求”，好友畢保厘也稱他“好聚圖書”。作為清末著名的藏書家，訪書購書是貫穿楊守敬一生的事業。他年輕時第一次入京會試就在北京“買得未見書盈車”，他于第二次會試落第后考取北京景山官學教習，此后他一面教學，一面利用閑暇前往琉璃廠物色碑版文字與舊版圖籍，盡其所能購買，不能買到則設法鈔寫拓印。難能可貴的是，與那些“慎于乞假”“秘不示人”的藏書家不一樣，楊守敬很樂意將藏書拿出來同人“賞奇析疑”“互相考證”，這表明了他對待古文獻和治學時的一種開放態度。

楊守敬在保存傳統文獻上最令后世稱道的就是日本訪書。光緒六年(1880) ，楊守敬應當時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擔任駐日使館隨員。楊守敬前往日本后，適逢明治維新，當時的日本社會處于一種講求西學、蔑視舊學的學術氛圍中，流傳日本以及日刻中國古籍遭到毀棄，楊守敬對此憂心如焚，他說：“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于論斤估值……今余收拾于殘剩之后，不能不為來遲恨，亦不能不為書恨也。”出于對文獻的珍視，楊守敬開始了他的東瀛訪書活動。由于初到日本，加之又不通日語，楊守敬對日本漢籍的種類、特點和傳布情況都不了解，因此最初的訪書活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但由于楊守敬好學湛思，他在訪書之余主動與日本的一些藏書家和學者交往，如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禮等人，這些人給他訪書提供了很多的幫助和指導。尤其是森立之，他送給楊守敬一本《經籍訪古志》，此書乃日本漢籍的解題目錄，楊守敬得到此書后能夠按目索書，訪書活動也變得較為順利。楊守敬在日訪書可謂不遺余力，對于所見之書，“其能購者，不惜重值”，不能購者，則以他早年收藏的金石錢幣交換，而對于日本官方所藏的珍本善冊，既無法購買也不能交換，他總會想辦法托人借出鈔寫。

楊守敬在日訪書的成果是很顯著的，他在日期間給友人黃萼寫信說： “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其中有宋版藏書五六千冊。”事實上，在他所訪的書里除宋元刻本外，還有不少唐鈔卷子本、高麗本、和刻本，其中多有國內罕見或久已失傳的古書：“如經部之《易》單疏、《書》單疏、萬卷堂之《谷梁傳》、十卷本之《論語疏》；小學類之蜀本《爾雅》、顧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隸釋》……集部之《文館詞林》，是皆我久佚之書，亦藝林最要之書。”光緒十年(1884) ，楊守敬將所收日本漢籍舶載回國。自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列強入侵和掠奪，中國古籍被毀或是流失海外已屬司空見慣，而楊守敬憑一己之力域外訪書，不啻為一次文化壯舉。

楊守敬不光在搜集文獻方面居功至偉，他對文獻的保護之功同樣不可忽視。自日本歸國后，楊守敬就在黃州建鄰蘇園貯其所得書籍，后來又將藏書移往武昌，建觀海堂藏書樓。辛亥革命爆發后，時局動蕩，他一度流寓上海，但仍心系觀海堂藏書。多次派兒子前往武昌查看藏書保存情況。1912年他設法將藏書運往上海，最終歸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楊守敬晚年目睹時局動蕩，憶及自己搜書不易說：“世之藏書者，大抵席豐履厚，以不甚愛惜之錢財，或值故家零落，以錢值捆載而入。守敬則自少壯入都，日游市上，結衣嗇食而得；其在日本，則以所攜古碑、古錢、古印之屬交易之，無一幸獲者；歸國后，復以賣字增其缺，故有一冊竭數日之力始能入廚者。天鑒艱難，當不使同絳云一炬！若長此不靖，典籍散佚，則非獨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其愛書惜書之情由此可見。與清末以來售往海外的陸氏皕宋樓、葉氏觀古堂藏書相比，楊守敬死后其藏書能歸于故宮博物院，這實與他對文獻的悉心護持是分不開的。

二、整理舊籍，校勘編目

版本鑒定、文字校勘、目錄編纂是文獻研究整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清代以來，版本學大盛，晚清學者王先謙曾說：“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究版本為重。”楊守敬治學一循乾嘉舊軌，在文獻整理和學術研究中非常重視版本的選擇和鑒定。他在訪書時“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委，別紙記之”，通過對古書版式、序跋、篇卷、紙張、字體等內容的考辨來弄清古書的傳承和學術源流。

楊守敬在版本上的深厚造詣充分體現在他研究整理《水經注》的過程中。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成書后，后世傳抄翻刻，誤脫衍倒之處甚多，歷代不乏對其進行研究者。清代酈學大盛，不少學者參與其中，如趙一清、全祖望、戴震、王先謙等人對《水經注》的文字作了大量箋校釋補工作，創見雖多但仍難免疏漏謬誤。楊守敬深諳前人治《水經注》之失，有鑒于此，他博采群籍，搜羅眾本，在門人熊會貞的協助下，歷時十余年，正經注之失，駁前人之誤，于光緒三十年( 1904)完成《水經注疏》初稿。汪辟彊盛贊此書“抉擇精審，包孕宏富……集向來治酈注之大成”。楊守敬《水經注疏》甫一成書便獲得時人認可與推崇，這實與他在版本學上的深厚造詣密不可分。在治《水經》之初，楊守敬對當時能見到的各家《水經注》校本進行了細致的比較：他指出明代朱謀瑋《水經注箋》“征引秘文，自非胸羅九流者不能，且不輕改古書，在明人實為罕見”；對于清代趙、全、戴三家注釋本，他認為“三家皆有失，非為脈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對于王先謙合校本，指出“王氏此書，文從戴錄，體仿趙篇，亦其失也”。在綜合諸家版本的基礎上，楊守敬選擇以王氏合校本為底本，然后旁稽其他版本，最后完成了《水經注疏》這一劃時代的著作。楊守敬能對各家版本優劣如數家珍，一一道來，這既說明他學養深厚，同時也表明他精于版本。

版本與校勘關系甚大。古書在傳抄、刊刻過程中難免文字的訛、誤、衍、倒、脫，楊守敬對古書校勘尤為用心。對于自己所藏之書，楊守敬也參考眾本進行校勘并寫出校勘記，如他校勘日藏鈔本《漢書·食貨志上》，參考了宋本、元本、清何焯本、高麗本、日刻本，最后寫出一百多條校勘札記。在刊刻《古逸叢書》期間，他“日與刻工磋磨善惡……夜則校書，刻無寧晷”。楊守敬曾計劃將所校各書的校勘札記編成《續群書拾補》，后因各種原因未能實現。他在《水經注疏》和所補歷代正史《地理志》中留下了了大量的校勘成果，特別是《水經注疏》一書，楊守敬在文字校勘上用力甚深，他曾指出《水經注》一書“為酈氏原誤者十之一二，為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誤，為趙、戴改訂反誤者”，陳橋驛先生贊揚楊守敬《水經注疏》的一大成就在于“包含了大量校勘和注釋成果”，可見楊守敬治《水經》除了疏釋前注外，還要完成的一項工作就是校勘經注文字，正訛補闕。此外，他對歷代正史《地理志》悉心校勘，也訂正了原書不少捍格難通之處。

自宋以后，不少藏書家都熱衷于編訂書目，及至清代，編訂書目蔚然成風。清代學者王鳴盛曾說：“目錄之學，學問中第一要緊事，必以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王氏此語雖然簡略，但他關注的是目錄的功用。具體來說，目錄可以起到指示讀書門徑、了解一代文獻的傳承和積累狀況以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作為一位學者型藏書家，楊守敬深知目錄之功用。他一生編訂的目錄種類繁多，各有其側重和價值。與眾多藏書家一樣，楊守敬也編訂了兩部藏書目錄，即《鄰蘇園藏書目》和《觀海堂書目》，兩目一簡一繁，著錄了楊守敬藏書的精華。楊守敬還編有一部集大成的叢書目錄《叢書舉要》，后經好友李之鼎增補更名為《增訂叢書舉要》。該目收歷代叢書1600余種，在分類和編撰體例上多有創新，其完善的叢書分類法被后世沿用。此外，楊守敬還有不少專科目錄，如史部有《歷代經籍存佚考》《隋書經籍志補正》，集部有《古詩存目錄》，金石方面有《集帖目錄》《三續寰宇訪碑錄》。在楊守敬眾多的目錄中，最知名的當屬《日本訪書志》。這是一部關于日藏漢籍的解題目錄。此書按四部分類，對所收各書都寫有詳細的提要，旨在論述購書原委、著作源流、版本價值以及書中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等問題，余嘉錫認為此書考證精審，“為學術界有數之書”。

清代學者洪亮吉把藏書家分為考訂、校讎、收藏、鑒賞、掠販五類，作為一位學者型藏書家，楊守敬實兼五者于一身。他在搜集和保護文獻的同時，還致力于文獻的校勘編目工作。由于他嚴謹篤實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識，使他在版本鑒定、文字校勘、目錄編訂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三、刊刻流傳，嘉惠后世

楊守敬一生除訪書、藏書之外，還致力于書籍的刊刻。他曾說：“典籍散失，則非獨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為避免書籍永在秘閣，或至湮滅的命運，他始終以文獻的傳布流播為己任。楊守敬一生所刊書籍十分豐富，既包括私人撰著，也有不少他藏書中的精華，涵蓋經、史、子、集、與地、金石、目錄學、版本學和書法等領域。

楊守敬一生潛心學術，著作等身，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他自己籌資雕版付梓。就與地學而言，他于光緒二十二年( 1896 )刻成九卷六冊本《隋書地理志考證》，書成后，楊守敬認為尚多訛誤，又進行刪補校勘，并于二十七年( 1901 )重刊，每卷后附補遺若干條。光緒三十年( 1904 )，《水經注疏》初稿成，由于該書卷帙浩繁，再加上楊守敬當時資金匱乏，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將“《疏》中最有關系者刺出”，先行刊成《水經注疏要刪》； 光緒三十二年( 1906)，楊守敬刻成《禹貢本義》。在這些著作之外，他還刊繪了大量的地圖：光緒三十一年( 1905 )，參考《水經注》，重繪并刊刻了《水經注圖》；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宣統三年(1911) 刊成三十四冊《歷代與地全圖》，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套完整的歷史地圖集。在金石學和書法方面，他于光緒三年( 1877 )刻成《望堂金石初集》，光緒八年( 1882 )采用西方影印技術印制《寰宇貞石圖》，并于同年刻成《楷法溯源》。

在刊刻個人著作的同時，楊守敬還選取自己藏書中的珍本善本進行刊刻。在日本訪書期間，他獲得了不少國內罕見或久佚之書，因而萌生了匯刻叢書的想法，此想法得到當時駐日公使黎庶昌的支持。楊守敬從所訪之書中選取26種，于光緒十年( 1884年) 刻成《古逸叢書》。盡管該書后來署名為黎庶昌，但黎只是以公使之位掛名而已，此書的刊刻實為楊守敬首倡和施行，從最初提議，到后來的選書、校書、刊刻，他都親力親為。正是由于楊守敬的努力，此書刻成后“幾于宋槧元刻等視”，葉昌熾曾贊《古逸叢書》“裒然巨帙，摹勒精審，毫發不爽”。光緒十七年( 1891)，楊守敬刊刻《補嚴鐵橋古文存》一書。楊守敬刻此書源于他“于日本得《文館詞林》及《文鏡秘府論》，又得朝鮮本《東古文存》，中多嚴氏所未見”。楊守敬刊刻的書不僅版本價值很高，其中多為宋元舊槧、朝鮮本、日刻本，而且還有不少國內已佚之書，如經部《韻鏡》、集部《文館詞林》，正賴楊守敬主持刊行，這些書才得以在國內重見。

在有選擇地刻印藏書的同時，楊守敬還刊刻了不少與藏書相關的目錄學、版本學著作。他曾在日本訪書期間撰成《日本訪書志》一書，鑒于所訪之書來自海外，“他日未必一一能傳”，因而歸國后他刊刻此目，讓后世能借此書考見他訪到的珍本秘笈。在此目外，楊守敬還撰有一部大型叢書目錄《叢書舉要》，此目將所收之書分為內、外兩篇，“以純正典雅者為內篇，博雜而鴻博者為外篇”，后經好友李之鼎增訂改名為《增訂叢書舉要》，并于民國三年( 1914 )刊行。楊守敬對后世版本學的一大貢獻就在于他刊刻了《留真譜》初編和二編。“所謂‘留真’者，于宋元舊本書摹刻一二頁，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留真譜》兩編共摹刻書影七百余種，以書影的形式保留了眾多珍稀之本的面目，也開后來版本版本目錄學影印書影之濫觴。

楊守敬重視書籍刊刻，將其作為一生的志向和事業。他對所刻書籍嚴加選擇，悉心校勘，如刊刻歷代疆域圖時，“每一卷成，猶恐有誤，當夜靜置燈榻畔，在床執卷，再三審定，或通宵不寐”，刻《古逸叢書》期間，他“日與刻工磋磨善惡……夜則校書，刻無寧晷”。正是由于楊守敬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和精神，他所刻之書極富學術價值，為世人所重。楊守敬對刻書盡心盡力，這固然與他嚴謹的治學態度有關，但更多的是出于他傳承文獻的自覺意識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