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代推進古籍工作背景下，各地大型文獻集成性編纂與出版蔚然成風，我所在的地方省、市兩級政府前后相隔十年分別啟動了《荊楚文庫》和《武漢文脈》兩項出版工程。在2016年于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我進入武漢大學出版社工作，隨即被借調(diào)至《荊楚文庫》編輯部。到2021年轉(zhuǎn)至武漢出版社，加上碩士階段參與相關工作的時間，我在編輯部工作了近六年。在全省各家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荊楚文庫》相關成果仍在持續(xù)推出，我也承擔了一些圖書的編輯工作。但于我而言，在編輯部工作的那段時間，無疑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職業(yè)成長之路。因而當《藏書報》張維祥兄約我寫篇文章時，我很樂意分享一些個人的經(jīng)歷和感悟。

盛世修文，適逢其時

為做好《荊楚文庫》編纂出版工作，湖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出版委員會。后者下設編輯部，負責編纂出版具體工作，辦公地點設在省委宣傳部（先前為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長江出版?zhèn)髅郊瘓F原總編輯周百義擔任主任，相對固定成員由省內(nèi)各圖書出版單位借調(diào)人員或聘請退休專家等組成。除省委宣傳部出版處專門負責服務保障的人員，及借調(diào)來的兩三名年輕編輯承擔日常工作外，編輯部其他成員基本上擔任過出版社副社長及以上職務，他們作為出版專家開展工作，而具體圖書的編輯工作由省內(nèi)各出版社負責。

在碩士研究生畢業(yè)之前，我便在編輯部協(xié)助編制書目工作，因此對各位專家已有所了解。周百義主任作為韜奮出版獎獲得者，是當代著名的出版家，其推出二月河《雍正皇帝》、熊召政《張居正》等圖書，獲得多個重要獎項的事跡，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曾任崇文書局社長的李爾鋼編審，擔任或主持過《楊守敬集》等重點圖書的編輯工作，如今作為《漢語大詞典》編委為該大型辭書的修訂出版貢獻力量。崇文書局原副社長鄒華清編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即參與《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出版工作。湖北教育出版社原副社長蔡夏初編審是《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項目負責人。湖北美術出版社原社長馮芳華編審，湖北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王建懷編審、美編室原主任鄒典佐編審等專家的不俗業(yè)績與專業(yè)素養(yǎng)早已獲得學界、業(yè)界的贊譽。

從武漢大學出版社借調(diào)至編輯部時，我對圖書出版的一般流程都不曾經(jīng)歷，對出版業(yè)更是知之甚少。當我決定投身這一行業(yè)，編輯部的專家們便成為了我的職業(yè)領路人。作為編輯部唯一歷史相關專業(yè)畢業(yè)的年輕人，我得到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在他們深厚學識和豐富經(jīng)驗的引領下，我很快適應了編輯職業(yè)并獲得較快成長。專家們的職業(yè)生涯得益于當年《漢語大字典》等重大出版項目的實施，而今全國地方文獻叢書整理出版大范圍的展開，或許正如王國維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化”，包括我在內(nèi)的古籍出版人遇到這樣一個以保護傳承鄉(xiāng)邦文獻為己任的時代。

何其有幸，得遇良師

作為一項大型出版項目，《荊楚文庫》在進入圖書出版環(huán)節(jié)前，需要開展大量基礎性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為工作書目的編制，這需要廣泛聽取意見和充分進行論證。我因承擔聯(lián)系編委的工作，不僅能在各類會議上親聆各位專家的教誨，還經(jīng)常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甚至登門請教。于是，在編輯部的各位專家之外，我得以認識很多人文社科領域的知名專家，也因此受益匪淺。

總編輯馮天瑜先生非常重視《荊楚文庫》的編纂出版工作，盡管飽受病痛折磨，在工程實施前期無論大小會議他都能到場親為擘畫。《荊楚文庫》實施方案的制定，甲、乙、丙三編框架內(nèi)容與收錄范圍的確定，以及整理出版方式的選擇等，基本上都是在他的主導下完成的。章開沅總編輯在《荊楚文庫》正式啟動時，為表達自己老驥之志稱自己“年方二八”（八十八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以前在校園里看到他斜挎著一個小黑包緩步徐行時，我也只會遠遠望著，不敢冒昧打擾，而在編輯部工作后，我可以多次接近他，領略他的智慧風采。令人遺憾的是，兩位先生都已作古，我無法再向他們請教了。

在給各位編委送資料或圖書時，目錄學家陽海清先生和經(jīng)濟史學家趙德馨先生總是會拉著我說上半天話。陽先生濃重的湖南口音，讓我有時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向我講述兒孫在國外的情況，也會回憶當年在武漢大學讀書時的一些事情。他很多次向別人介紹我是他的“好朋友”，頗令我感動。我于去年申請到武漢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導師張建民教授正是我在編輯部工作期間所認識。在向?qū)＜覀冋髟儗康囊庖姇r，他多次發(fā)來篇幅較長的郵件，令我欽佩不已，也因此才有了如今的這一段師生緣。

文獻輯刊，各有故事

《荊楚文庫》收錄文獻規(guī)模較大，涉及相關作者較多，盡管通過前期的一些工作為具體實施做了相應準備，但具體到每一種圖書的出版，卻是千差萬別，各有千秋。編輯部按照一定的程序?qū)D書選題分配至省內(nèi)各出版社，指導他們出版并進行印前把關。對此，編輯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本人曾對《荊楚文庫》質(zhì)量保障及提升路徑撰寫論文，發(fā)表于相關刊物。

由于《荊楚文庫》采用以人系書，圖書選題一般以人物文集予以呈現(xiàn)。應不應該收錄和作者籍貫、文獻內(nèi)容等有關，盡管在編制書目時已解決大部分問題，但后續(xù)調(diào)整也難以避免。而進入出版環(huán)節(jié)后，如何實際操作就需要考慮到文獻底本情況、研究現(xiàn)狀、作者或整理者水平等。在編輯部時，我多次參加如《鐘惺集》《楊守敬集》等圖書的專家論證或推進會議，也逐漸對湖北的歷史人物及相關著作有所了解。

總體而言，《荊楚文庫》圖書的整理或撰寫通常會選擇已開展相關研究的學者，但也有例外的情況。四五年前，清康熙時期潛江著名詩人朱載震的后人電話聯(lián)系到我，詢問《朱載震集》的編纂情況。因為朱載震的著作流傳較少，以至沒有學者關注，加上底本藏于中國科學院和廬山圖書館，需要專門聯(lián)系獲取，出版社一時尚未找到合適的整理者。其后人表示他已經(jīng)獲得了相關底本，已全部錄入完成并進行了詳注，想邀請我協(xié)助其女兒朱韻澤進行整理。他通過我照片中的長相及家族經(jīng)歷猜測我或許也是朱載震的后人，我因此回了一趟老家，翻看了家族中那部編于本世紀的家譜。盡管沒有獲得肯定的信息，考慮到朱氏現(xiàn)存著作均為孤本，作品也全為詩歌，在做好底本核對工作基礎上，按照《荊楚文庫》的體例盡量不注或少注，完成任務并非較難之事，我也就答應了下來。然而，后來因為要獲取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的一部朱載震詩文殘抄本，出版工作竟遷延至今才得以完成。在編輯部期間，我也接到多位鄂籍名人的后代來電詢問相關圖書出版情況，他們的關注甚或參與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項文化工程的實施。

專業(yè)引領，助我成長

借調(diào)在編輯部工作期間，我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編輯部專家李爾鋼編審不時會借其參與《漢語大詞典》的經(jīng)歷，向我講述編輯辭書的一些做法。蔡夏初編審經(jīng)常會就一些古文的標點或手稿行草書的辨識來考查我，也會就送審的書稿教我如何處理。鄒華清編審作為全國出版專業(yè)資格考試核心專家，引導我參與相關工作。鄒典佐編審多次向我分享他自己的畫作或收藏的他人作品，也曾邀我?guī)推湫薷幕貞浿麜覅钦墒裣壬奈恼隆?/p>

編輯部周百義主任作為全國知名的出版家，當時仍擔任湖北省編輯學會會長，我陪同他參加了諸多活動，得以結識很多出版界同仁。他在有意無意之間講述一些他與二月河等諸多名作家、出版家的交往，讓我對出版的認識在逐漸加深，因而對我從事的《荊楚文庫》工作也格外珍視。在此期間，我作為湖北代表隊成員參加全國韜奮杯編校大賽并獲獎，連續(xù)四年在中國編輯學會年會征文中獲獎，四次獲得韜奮人才論壇征文獎項，參與中國編輯學會相關活動，參加了民國文獻保護出版、地方文獻整理與出版等各類會議。后來憑借自己對書法的興趣，開始嘗試整理出版相關手稿日記。

大型地方文獻工程的實施充分體現(xiàn)了各地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重視，《荊楚文庫》的編纂也不例外，《武漢文脈》的立項啟動亦是如此。這類工程的實施，需要眾多學者代代相繼及老、中、青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會公眾的參與。總的來說，需要我們這一代古籍出版人深耕細作，打造自己的專業(yè)，才能不辜負時代賦予的使命。非常幸運的是，我有了在《荊楚文庫》編輯部工作的這一段經(jīng)歷，并且正參與《武漢文脈》的編纂出版工作。